1936年深秋配资手机平台，祁连山冷风夹着雪粒子刮得人睁不开眼。红四方面军医疗队长丁世方和几名警卫被马家军冲散，几天里只能靠干硬馍和山泉维生。霜夜里，他那条刚在长征中受过伤的左腿又裂开，一步一跳，血迹印在石缝。同行的两个小战士试着背他，但体力很快见底，他们只得让丁世方躲进一片榆树林，自己去探路，却再没回来。
次日拂晓，一个赶着毛驴的中年农民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丁世方。此人叫魏铎臣，家住掖明麦渠外的坎边庄，算是当地的富户。魏铎臣见这位“郎中”衣衫军装混杂，又摸到胸口别着的药镊子，立刻明白来历，心里直打鼓。可他还是弯腰把人扶起，用麻袋盖住鲜血，把丁世方搀上驴背。驴走一段，他停一段，足足折腾了半天才进庄。
魏家院里有一排青砖老屋，正屋夹墙本就空，中间留有尺许缝隙，原用来存柴。魏铎臣把夹缝扩大，用稻草堵门，暗暗嘱咐妻子孩子：“当心舌头，外头一句别漏。”夜里马家军来搜，院里火把乱晃，兵丁嘲笑魏家肥驴。“驴卖不卖？”对方问。魏铎臣呵呵赔笑，说自家还指望驴犁田。马家军走后，他才敢钻进夹层给丁世方上药。丁世方轻声道谢，魏铎臣摆手，只有一句：“活下去，别连累村里。”
疗伤四十余日，外面的追捕却愈加紧。有人窥见魏家进出异常，三天后便有人领兵再度摸上门。魏铎臣判断藏身处不安全，当晚提着油灯去西北两里外的荒坡，用锄头挖出一间能容一人转身的土洞。天快亮时，他背着丁世方悄悄挪过去，用草帘遮口，再在洞顶撒灰，混掉脚印。洞里又湿又冷，魏铎臣只能每日半夜送热粥，偶尔带来几根山葱。粗粝，却能续命。
春雪消融后，丁世方的腿已能弯曲，他提出立即动身。魏铎臣却愁眉：“现下车马都查得紧，没个路费不好混。”说罢竟牵出那头壮驴，在集市一言不发卖掉，换得十几块银元，一半给了妻子，一半塞进丁世方的药箱。临别时，魏铎臣压低声音：“莫忘了庄里人。”丁世方只回了四个字：“必有后报。”这四字约莫也就十多口气，语速却重。
为掩人耳目，丁世方化名“王先生”，扮作走方郎中，一路靠望闻问切给百姓看病。银元里小半花在购药，小半用来雇骡车。四月底，他终于在靖远与西征部队接上头。卫生部领导见他拄杖而来，震惊又欣慰，立即安排他回延安休整。谈到魏铎臣，他只说“甘州魏姓农友救我”，未多提细节，担心再牵出祸根。
1937年夏，魏家终被人告发窝藏红军。马家军抓人时，魏铎臣硬是顶着棍棒不提丁世方姓名，最后交出二百块大洋才被放回。家产自此散尽，田地也典当一空。当地人暗暗佩服他的义气，却谁也不敢多言一句。
时针拨到1955年。北京授衔大会后，新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丁世方翻出旧日记，在金黄色封皮上只写了三个字：魏铎臣。通过甘肃省民政部门辗转，他终于查到坎边庄的位置。那一年冬天，丁世方向组织报备后寄出第一封信，随后汇去三百元人民币。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三百元算不得大数，但当年足够一户农家吃穿一年。信里只有一句：魏大哥，丁某犹在。
此后十余年，每逢春节、中秋，总有一笔钱从北京寄到掖明麦渠。魏家子女后来在公社当了教师、会计，谁都知道信封背后是那位“丁将军”。1962年，丁世方动员魏铎臣赴京养病，老魏却笑道自己“离不得这口土味水”。他拒绝得干脆，兴许也怕到了北京就成了人情累赘。
丁世方没有再劝。他托甘州军分区医生时常上门巡诊，又托人买来一架半导体收音机，说“让老魏听听中央新闻”。收音机落地的当天，坎边庄点亮了唯一的一盏电灯。有人回忆，那晚老魏抱着收音机坐到半夜，肩头披着旧羊皮袄，屋外飘着沙尘，而屋里“共产党万岁”的声音格外清脆。
1973年，魏铎臣病逝，享年六十七岁。丁世方得讯后，沉默许久，只批示送来两方花圈与一套军棉被，说“用红星盖身”。老魏的后人把被子平铺棺底，一颗红五星映着松香油，静静陪他入土。
有人问：“将军图什么？”答案其实并不复杂——枪林弹雨里，魏铎臣拿命相救；和平日子里，丁世方只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偿还。当年的十几块银元和一头驴，在历史长卷上算不了什么，可那一刻，它换回了一个军医、也换回了几百名伤病员的生机。倘若没有魏家暗夜里的那碗热粥，后来的战场可能又是另一番局面。
这件事未见诸史书正文，只零散印在丁世方的回忆录附录里。知情人渐少，村庄也因河道改造被并入新区，但坎边庄老榆树依旧，树身斑驳，枝桠向西北伸展。当地老人指着它说：“那年春天，一位瘸腿的红军就躲在上头。”风一吹，榆叶簌簌作响，像在附和又像在提醒——血雨腥风的年代里，平凡人的一次出手，足以改变命运的走向，也足以映出人性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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